每次王玉星给在姥姥家住的9岁的儿子王洪钰打电话的时候，小男孩都哭着央求要回家去住。每当这个时候，夫妻俩就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对孩子说，“我们保证小学毕业后一定把你接回爸爸妈妈身边。”

“洪钰从出生后一直都没和我们分开过，不光是他想我们，其实我们更想他啊！可是为了他上学路上能安全些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与其我们担惊受怕的让他每天在一边是深沟，一边是枣树林的土路上骑自行车走上四十来里地，四个来回去鲁安庄小学上学，我们宁愿暂时分开，因为他姥姥家村里就有个小学校在家后面。”河北省沧州市王庄头的村民王玉星说。

王庄头现有村民一千多人，绝大部分人以种枣树卖枣子为生。尽管小男孩和他父母都还未习惯彼此不在身边的日子，但是王玉星坚持一定要这么做因为去年冬天洪钰在放学的路上骑车子掉进路边的深沟里把脾都摔破了，住了半个多月的院。

“医生说还好我们送医院送的及时，不然孩子都可能有生命危险。”王玉星后悔的说。他认为除了孩子小不小心，主要的罪魁祸首还是因为村里的小学关了。

“如果我们村里就有小学校，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他气愤的说。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农村学校的数量从440284减少到210894，减少了52.1%。而对农村的小学来说撤点的比例更高从1997年到2010年关闭的农村小学校占关闭学校总数的81.3%。

“为了应对农村学龄人口数量减少的情况，国务院从2001年开始推行全国范围内的农村撤点并校。按照中央的要求撤并过程必须因地制宜，倾听群众的声音，以保证学生就近入学。但是实际情况确是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的要求一刀切，导致强行撤并事件时有发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为了减少教育投入，很多村小被强行撤并，尽管有一些非常有存在的必要有学生入学的需求。学生们被迫路远迢迢的去其他的学校上学，而校车和住宿问题又没有人给解决，增加了学生上学路上的危险性，这也是近年来校车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

撤点并校”政策自2001年起开始实行，十年来，我国农村中小学数量锐减了一半。尽管数量与质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联，但是急速减少所引发新的上学难、校车安全、教育不公等问题，却再一次将农村教育的困境推到了公众面前。

一条艰难的上学路

近年来校车事故频发造成众多孩子死伤，其中最惨痛的一起就是去年11月份发生在甘肃的校车事故。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一辆号牌为甘MA4975的运送幼儿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64人)，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发生正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

“每当我想到洪钰从深沟里忍着疼爬出来的情景，想到下雨天土路变成稀泥地孩子们连车都不能骑、还时不时有坏人从枣树林里冒出来像落单的孩子和家长勒索钱，我就不禁要问为什么农村孩子的上学路就得这么难？”王玉星说。

沧州是全国闻名的金丝小枣产地，六月正是枣花飘香的季节。从路上走过会有淡淡的枣香扑鼻而来，但是对于每天奔波在上学路上的家长和孩子来说，他们却根本没有心情去欣赏。

“鲁安庄小学的墙上写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的红色醒目的大标语，难道这些真的就是口号么？当年我们村小学关闭的时候没有人事先跟村民商量，就连村长之前都不知道这事。到后来新学校的选址还是这样，政府说定哪了，孩子就得去那里上学，不管有多远。”王庄头村民王树卫说。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高洪介绍说，目前，农村中小学数量依然存在下降的趋势，要重点遏止盲目撤点并校现象。

“我们明确要求，要遏止住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的这样一个趋势，特别规定，各地要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以及办学条件，要明确每一所学校的服务半径，要把保障学生就近入学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撤并学校比较多，要报上一级政府审批。凡是要撤并学校的，必须要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农民群众、家长的意见，如果没有这个程序，是坚决不允许撤并学校。”高洪说。

花在路上的时间加倍

尽管王树卫9岁的儿子把脚脖子崴了，右脚踝肿的老高，但是由于父母没时间送他，还得忍着疼自己骑车子上学，一天跑上好几趟。

“有时候我真恨自己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学去。虽然城里也有穷人，但至少他们的孩子不用下雨天走在旁边就是深沟的泥水里去上学。”他说。

孩子上学现在是让村民最头疼的事。洪钰虽然受伤了，但他还是比较幸运的，毕竟他还有个村里有小学的姥姥可以投奔，可对于大多孩子来说，如果他们想继续接受教育，那就不得不每天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来回四次，跑上40多里地。

到了雨季和冬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得翻倍。

王树卫说：“每当下雨的时候，这个路和学校前的空地就变成了小泥塘，小孩子走在里面经常鞋子陷到泥里拔不出来。小点的孩子下雨天家长就背着上学，大点的孩子自己走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所以一到雨天经常有旷课不来的。长此下去，对孩子学习肯定有影响，有的孩子受不了这份苦就干脆不念了。”

一个沉重的负担

自从去年国内接连发生的几起校车事故后，当地政府就不让家长拼车雇人送孩子上学了。因为鲁安庄小学没有食堂，所以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学校吃午饭和午休，这就意味着孩子每天要往返学校四趟，而家长要走上八趟。送孩子上学成了每个有学生上学家庭的沉重负担。

对于62岁的王庭敏来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骑着小摩托车一前一后载着他的小孙子和外孙来回在家和学校的路上。

“每天8次加起来5个多小时，时间都搭在路上了。没人出去工作，钱从哪来？”老大爷说。

熊院长认为，撤点并校后，学生上放学距离远的同时也给农村家庭增加了很重的经历负担，比如交通费、住宿费、吃饭的费用、加上搭上本应打工挣钱的时间。特别是在贫困的山区，这种负担更加明显。

对于那些实在没时间接送孩子的家长来说，还没有自行车高的孩子就只能自己骑车子上放学。在鲁安庄小学上放学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个七、八岁的小孩子骑着车飞快的在土路上穿过而他们的车后座上还坐着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子。

曹庄头村八岁曹硕就是其中一个，他带着同是八岁的曹晓萱每天一起上下学。

“学校没有校车、食堂、不能为家远的提供住宿，至少应该把上学的路修一修吧!我七十年代上学的时候走的就是这条路，没想到30多年过去了，我们孩子还走在这么泥泞的路上。”王庄头村长王树昌感叹的说。

“其实我们村在临近几个村的中间，如果把村里原来的小学校修一修重新开的话，不仅可以解决我们村孩子的上学问题，临近几个村的孩子上学也近了很多。我们村现在10岁以下学龄孩子100左右，加上周边村的孩子，学生数量应该是可以保障的。”他说。

可能的解决办法

王庄头学生上学难的情况是很多全国1.5亿多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学生上学难的缩影。在云南和甘肃等很多山区，农村学生的上学路比这还要艰难的多。

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专家，教授袁桂林认为目前关于学生上学到底该由谁来管谁负责的责任划分非常不明确，所以只要没有大事故发生，没有机构来管这个事。

“我认为在农村学校撤点并校中引入责任明确的监督机制非常必要，而且这种监督必须是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只有这样监督还会有实际的效力。”袁教授说。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开展一次农村撤点并校的回访和检查。对于那些确实存在学生上学难的地区，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当地情况给予优先解决。对于那些没经过与村民协商、征求群众意见就强行关闭的村小，如果学生需求强烈或者导致辍学率上升，应适当予以恢复重开。”熊丙奇院长说。

他认为不断发生的校车事故导致学生死亡刺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政府部门必须要对学生的上学安全负责，他们的安全高于一起。合格安全的校车要尽快配备到位，只要有一分钱也应该花到教育上。同时，如果能够满足校车的需求应尽量减少寄宿制学生的比例，农村寄宿制学生由于寄宿条件差、管理跟不上、缺少家庭关爱，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较高。

对于校车，袁桂林教授提出了一个他调研的可行性方案。他建议政府在校车事情上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政府为租赁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由租赁公司出资从汽车生产厂家购入合格的校车，再租赁给运输公司，由运输公司提供学生上下学的交通服务。乘坐校车的学生每月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同时大部分由政府以交通补助的形式支付给交通公司。

“这样既能缓解政府的购车压力，又能使学生负担得起，校车得以长远运行下去。”袁桂林说。

袁教授还建议农村要综合利用各部委下放的资源同村小学结合到一起形成文化大院。比如可以把小学校、农村书屋、农技推广站、文化活动中心等多者结合到一起，学校白天上学，晚上这里就是村民文化生活的活动场所，有效利用现有资源。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认为撤并学校要审慎，要强化程序公正，根本办法是强化程序公正，确保撤点并校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了确保实质性参与，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听证和公示制度，让利益相关主体(如学生家长和村民自治组织、乡镇政府等)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焦虑、主张、意见和建议。

不撤并的学校要发展，要提高教育质量。目前，我国没有实施撤并的农村学校大多是边远山区的小学或教学点。村小和教学点不仅应该建设，而且应该加强教学点复式教学和村小小班化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我建议建立学区中心校总法人制度，实行村小和教学点教师“中心校管、统一使用”的政策；实施村小和教学点教师的定向培养制度、特殊岗位津贴制度和专项培训制度，鼓励优秀教师到村小和教学点进行合同化任教；加强村小和教学点网络平台与远程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邬所长说。

“我听说教育部正在对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进行调整，希望调整后的方案可以尽快实施，让农村孩子们的上学路可以更容易一些，平坦一些，安全一些。”袁桂林教授说。

来源：中国日报 （记者 何娜） 编辑：邓京荆